背景：精神痛苦被怀疑会影响心脏病患者的发病率。评估心脏病患者的精神痛苦是罕见的，对手术结果的影响仍未得到证实。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精神痛苦（通过自填PHQ-4）作为择期心脏手术后不良术后结果的预测因素。

方法：采用患者健康问卷-4（PHQ-4）对94例心脏外科手术患者进行精神痛苦的评估。将住院时间（LOS in hospital）、重症监护室的住院时间（LOS on ICU）以及机械通气时间定义为手术结果。测试了年龄、体力活动、糖尿病、超重、PHQ-4和炎症标志物对结果的预测价值。

心脏外科手术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9.4（±11.8）岁，主要为男性。EuroSCORE II评分为2.82± 3.63►表1显示了样本患者特征。为了更好的可读性，将潜在的预测因素组织在不同类别的组中。人口统计学数据、风险因素和精神痛苦是自填式自变量。

在GAD-2中的截断值≥3时，16.0%的患者（n=15）能在术前检测到焦虑，在PHQ-2中的截断值≥3时，13.8%的患者（n=13）在术前发现抑郁症状。平均PHQ压力水平甚至更低，为3.84±2.75。PHQ-4（GAD-2和PHQ-2）和PHQ压力模块都与EuroSCORE II无显著相关性（p>0.05）。

表1 | 样本患者特征

• 住院时间平均为13±8天。住院死亡率为0%。术后发生脑卒中3例。47例患者出现短暂性谵妄，但只有两名患者需要抗精神病药物。

• 机械通气的中位时间为10（0-1207）小时。31名患者术后出现肾功能不全，13名患者在拔管途中需要血液过滤。1例肺部感染。

• ICU的平均住院时间为3±6天。

►表2显示了患者特征和结果之间的单变量相关性。体力活动与住院时间呈负相关。

此外，吸烟与机械通气时间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2 | 患者特征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 住院时间：►表3显示，年龄和炎症标志物CRP与住院时间呈正相关。体力活动对住院时间有负向预测作用。

• 机械通气时间(►表4）。

• 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表4和►表5显示，只有炎症标志物CRP与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呈正相关。

综上，炎症标志物CRP是唯一对所有三种结果都有预测价值的自变量。精神痛苦对任何指定的手术结果参数和任何复杂病例（如脑卒中）都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表3 | 住院时间的潜在预测因素

表4 | 机械通气时间的潜在预测因素

表5 | 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的潜在预测因素

精神痛苦不能预测结果。然而，炎症标志物CRP对结果有预测作用，这可能是由较高的心血管风险状况引起的。此外，抑郁被认为与炎症有关。小样本和评估时机的问题可能是精神痛苦和结果之间缺失关系的原因。推测这与低体力活动和抑郁有关。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随机研究来更多地关注患者的痛苦，以便在术前进行干预，改善术后的结果。

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研究，在检验其做出的假设，即精神痛苦对心脏手术发病率有预测性作用，期间通过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和住院时间来定义手术结果，总结得到的结果使假设不得不被拒绝。

毫无疑问，死亡是最糟糕的手术结果。心脏外科手术风险评分，如EuroSCOREII，计算了更糟糕的手术结果（死亡）的风险。在本研究的心脏外科手术患者中，围手术期死亡率较低，平均EuroSCORE II为2.8%（<4%）。有趣的是，PHQ-4筛查的精神痛苦独立于EuroSCORE II自变量。作者假设手术前的压力增加，患者病情越重（EuroSCORE II为0.5-24.5%）。然而，本研究组中没有患者在心脏手术后的前30天内死亡。因此，必须确定其他结果参数。也有研究使用EuroSCORE II的变量（如年龄或糖尿病诊断）作为心脏手术发病率结果的潜在预测因素，该结果由机械通气时间或ICU住院时间来定义。本研究组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年龄对住院时间有显著影响，因为老年患者心脏手术后，在回家前需要长时间的活动和更多的康复训练。

体力活动与住院时间呈负相关，可能预示着抑郁症状会导致住院时间延长。然而，本研究没有发现精神痛苦与住院时间之间的关系。

择期心脏手术患者术前的GAD患病率为16%，与普通人群相比高出三倍以上。有文献报道大手术（如心脏手术）术前焦虑患病率高达80%。

作者推测，在入院时和完成问卷调查时，外科医生尚未就其手术对患者进行适当的教育，这可能导致信息缺乏，从而在此时引发恐惧和怀疑。作者假设在外科医生对患者提供教育并回答患者关于手术过程的所有疑问后，对GAD-2的重新评估可能会大大降低。遗憾的是，PHQ-4的重新评估并不是该研究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为了维持其假设，研究人员再次参考了Moosdorf及其同事的研究小组。通过术前短暂的心理干预，患者获得了更多长期生活质量的益处，以优化结果预期，而不是专注于情绪支持和一般建议的心理控制干预。

术前抑郁（根据GAD-2的截断值≥3）的患病率为13.8%，与其他参考文献相似。此外，术前抑郁评分被证明是CABG术后抑郁情绪的最佳预测指标。强调了手术前抑郁评估的重要性。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术后抑郁情绪的增加。不幸的是，作者没有重新评估术后抑郁情绪。

回顾思考，在本研究中，精神痛苦评估的时机是不利的。研究者回顾性分析了标准化术前确定的炎症标志物CRP对手术结果的预测价值，炎症在以前的研究中有预测CABG术患者心血管风险状况升高（例如，更差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或严重的冠状动脉硬化）的作用。正如预期的那样，炎症标志物CRP对所有三种手术结果参数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有文献表明，炎症标志物升高与抑郁相关。最近，Salzmann等人发现了炎症标志物(如CRP)对CABG术前心理干预的成功具有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炎症引起的抑郁的病理生理通路是否会导致CRP预测更糟糕的手术结果。除此之外，正如作者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所证明的那样，CRP是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和住院时间延长的一个预测指标，这些炎症标志物升高的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增加。心血管风险越高，手术结果越差。

本研究的方法存在一定不足，如测量时机不当、样本量较小、在入院及完成问卷调查时，外科医生尚未就其手术对患者进行适当的教育，这些都对精神痛苦（焦虑和抑郁）的检测结果具有一定影响。此外，本研究没有重新评估术后抑郁情绪，不能得到更深一步的结论。

有必要在CABG术进行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试验，在患者教育前后和出院前测量精神痛苦（焦虑和抑郁），根据患者痛苦程度，制定以下干预措施：

• 由外科医生进行反复的术前教育，可能澄清所有与手术操作相关的恐惧和疑虑。

• 心理干预，明确患者结果预期。

• 术后运动治疗，如果检测到抑郁症状，因为这对术后低活动量的抑郁症状具有预测性，并可能导致住院时间的延长。

• 然而，精神痛苦的影响是复杂的；因此，推荐包括精神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在内的协同护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