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本身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或担心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疫情对社会及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COVID-19爆发会造成一定的应激反应，使人产生压力、焦虑和无助感。

1974年加拿大生理学家赛里将应激分为三个阶段：惊觉阶段、阻抗阶段、衰竭阶段。而应激状态的持续能击溃一个人的生物化学保护机制，使人的抵抗力降低，容易患心身疾病。

正确处理疫情全球爆发引起的精神压力不仅可以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

假期一再延长，和家人相处时间变长，加上全球COVID-19爆发带来的经济、身体健康及心理压力，亲人可能会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

英国疫情发生以来，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伦敦大都会警察共进行了4000次涉及家庭暴力的逮捕。据天空新闻台24日报道，这相当于每天逮捕1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但一些家暴受害者目前还处于沉默之中，因为他们担心施暴者因被捕失业，他们和子女将陷入贫困。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紧急发表声明，“对于许多妇女和儿童而言，最大的威胁就在他们本应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家中”，呼吁世界范围内采取措施，解决这一可怕的全球问题。

《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显示：“多年来，中国儿童自杀居世界第一，每年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有2个孩子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由于受“死者为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死者父母情绪的照顾，青少年自杀数据统计并不完整。

导致儿童青少年轻生的原因，亲子关系排第一名。由于开学延期，有些父母会通过暴力来“解决”和孩子相处中产生的矛盾，长期以往会导致孩子自卑、自闭，学业欠佳，压力增大，严重者导致抑郁、轻生。

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包括但不限于：

• 身体暴力：击打、推搡、抓咬、踢踹、打耳光、卡脖子、拽头发、捆绑

• 性暴力：当伴侣不愿意或无法同意（如醉酒）时未遂或实际的性接触

• 身体或性虐待威胁：通过言语、外表、行为、武器引起恐惧

• 心理或情感虐待：辱骂、霸凌、将你与朋友和家人孤立、控制你的去向或穿着方式

• 跟踪：骚扰、尾随、产生违背个人意愿的接触并激发恐惧情绪

长期居家产生的焦虑、工资减少产生的经济压力、父母孩子亲戚产生的纠纷，在原生家庭中不幸福感可以延续到成人时期，由于从父母身上看不到正确的亲密关系，加上现在生活的压力，暴力成为了一些人解决问题的手段。

中国妇联一项调查显示，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曾经殴打过配偶，90%的施暴者是男性，另一项研究显示66%的农村妇女自杀和家暴有关。

一些落后的国家的和地区，女性和孩童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绝对支配权，IPV被默许或被视为“家务事”。阿富汗62.8%妇女认为，如果妻子没有穿好衣服，就应该受到丈夫的殴打；印度57%15-19岁男孩认为殴打妻子很自然，而53%15-19岁女孩赞同；37%土耳其人认为出轨的妻子可以被丈夫随意杀害，另21%土耳其人不赞成，但认为可以切掉她的鼻子和耳朵。

在中国，KY研究所在2019年发起的针对IPV研究（n=11,979）中显示，17.68%女性和11.95%男性遭受过IPV；同性恋等少数人群中IPV比例更高；双方社会经济地位相差较大的家庭中更容易发生IPV。有六成的施暴者承诺“不会有下一次”，但只有15%的人遵守承诺。疫情期间，IPV发生概率大大提升，IPV受害者和幸存者中，自我报告心理痛苦程度“高”和“非常高”的人群之和达82.37%，但近四成选择了沉默，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应受到社会的关注。

有的人只经历过上述暴力形式的一种、而有的人可能经受过多种形式的暴力，IPV可以是单一事件也可能持续多年。无论如何，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对待。

《湖北之声》曾接到过一位已被治愈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求助。由于在方舱医院期间，每天医护人员检测他的健康状况，为他安排合理作息，加上与病友互动，TA并没有产生心理不适，并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隔离观察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而此时，TA感受到了惊恐和焦虑，不断闪现的记忆片段折磨着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的重症病友；检测核酸时的紧张情绪……

家人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对“新冠肺炎”闭口不谈，而为了让家人安心，这位身体已经康复的患者也经常“假装开心”。

其实，拥有“闯入性思维”对普通人来说也不罕见，但有些患者会对此反复纠结，且“闯入”的记忆有很多情绪记忆，可能给患者带来强烈的负面感情体验。闯入性思维可出现在多种心理疾病当中（强迫症、焦虑障碍等），PTSD是其中之一。

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个体不能很好地适应，或无法很好地解决相应问题，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精神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数天至6个月内发病，病程至少持续1个月以上，可长达数月或数年，个别甚至达数十年之久。以前的心理学家认为，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只能发生在亲身经历过创伤的人身上，但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产生一种替代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浙大一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许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在采访中都对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表示担忧。

1、创伤性再体验：事发时负面情绪的重演，如闯入性思维、做噩梦。

2、社交逃避和麻木：疫情结束后很难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社会习惯当中，从此产生社交逃避、诱生孤僻感。此外，个体还可能有意识的忘掉这段时间的经历或无法回忆起以前的负面体会。

3、过度敏感：警觉性增高。听到武汉、肺炎便产生焦虑甚至保持愤怒，有可能上升到对社会、对他人的仇视，有冲动的报复行为，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

参与到一线的防疫人员，尤其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更值得关注。

如果疫情结束，这些人需要进行专门的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而治疗工作的周期也很漫长。

在9·11事件之前，PTSD人群的标准治疗方法是：敦促一个悲痛的人谈谈他的经历和情绪。每位心理咨询师都配备了数十位志愿者，但纽约研究人员后来发现，这个疗法对很多人来说适得其反：当被迫重新经历那场暴行时他们甚至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和抑郁。

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认为，911事件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它“让人注意到这种复述疗法的局限性。”另外，他说道，它让人意识到人类远远比专家认为的更容易走出创伤。没有人怀疑，会有成千上万的失去挚爱或从倒塌的摩天楼里死里逃生的美国人仍将生活在伤痛中。据估计，有约100000人在袭击发生后，会受到PTSD的折磨，这个数字只占遭遇袭击的总人数的35％。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一比率在应急人员中接近10%，在其他纽约人中则更低。（儿童中这一比率稍高。）

应激产生的心理反应包括情绪反应、自我心理防御反应及行为反应。其中最常见的情绪反应是焦虑；自我心理防御反应虽然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但它起到了暂时解除痛苦和不安的作用；行为反应：攻击、退缩等。

增加安全感：通过勤洗手、较少外出、戴口罩、避免与病人接触、消毒可能接触细菌或病毒的物体表面来减少自己的患病风险；

保持联络：向家人、朋友、导师、或有相似经历的人寻求支持；

培养保持冷静的能力：由于生活多方面受到影响，要意识到焦虑和恐慌是非常正常的心理活动；

如果你的焦虑来自新闻，（尤其在睡前）应减少暴露，主动和负面新闻隔离；

投身到工作中或自愿为社区抗疫提供帮助；

通过冥想、瑜伽、音乐、锻炼转移注意力；

保持家中食物、口罩、常用药物充足。

如果出现PTSD，以下误区应当避免：

假装一切都好：欲盖弥彰会让患者感觉失去自我控制，进而陷入自我否定；

强迫自己不去想：强迫会加重患者紧张、焦虑、失望的情绪；

倾诉被拒绝：如果本来就不多的倾诉欲被打击，患者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理解。

让倾诉者成为谈话的主角；

即使不认同，也不要批评对方的经历或纠正对方的想法；

让对方进行客观的描述：时间、地点、人物、做什么、得到什么……从而从复杂的情绪中抽身，激发对方冷静思考；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解决问题，如果情况复杂，寻求专业帮助才是最好的办法。

参考文献 :

1. Reissman, D. B., Watson, P. J., Klomp, R. W., Tanielian, T. L., & Prior, S. D. (2006).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Adaptive responses to an evolving challenge.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3(2). https://doi.org/10.2202/1547-7355.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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